《1967》

還香港歷史一個真相

01-02.08.2014 7:45PM

02-03.08.2014 2:45PM

香港文化中心 (劇場)

$220

最動盪的香港，

最暴烈的炎夏，

最水火不容的人和事，

紀錄劇場重塑本土最激盪一刻！

「六七暴動的歷史，絕不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毫無關連的『死的歷史』。六七暴動的影響，至今依然持續。」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從這個暴動開始，香港社會走上了法制的路，香港的『左派』開始分裂，香港的『愛國同胞』開始醒悟：『愛國』，是要付出代價的。」嚴浩《67年那些人－火樹飛花》序一

「回望『六七』，重新檢視這段空白歷史，還香港歷史一個真相。」葉賜添博士《67年那些人－火樹飛花》序二

專題文章

專題文章(1)－1967：一個被輕輕帶過的年份－張家偉 x葉健民x余汝信

著：何應權

談到香港的歷史、民生大事，相信大家都會想到制水、石硤尾大火、海底隧道通車、回歸、沙士、金融海潚等等。曾有一個電視節目名為《自1967開始》，內容是介紹香港重要的歷史事件，很多年輕人如我也不知道為何談香港的歷史要由1967這一年開始說起。而一眾關鍵詞如：「暴動」、「合理抗爭」、「鎮壓」、「土製菠蘿」、「反英抗暴」，更是今年之前絕少在大眾之間聽見。今次創作團隊搜集資料期間幸獲三位六七專家學者講解，藉著他們的意見，我們一起剖開這段密封的歷史，看看當中被忽略的遺骸碎片。

風暴的由來

「67暴動當然有佢嘅內在因素，因為當時社會係好多怨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先說起暴動的內核就是「怨氣」，「我諗到60年代，暴動前，香港面對嘅問題就係人口不斷増加。由戰後，到60年代中期，我諗加咗一倍嘅人口。因為呢個當然有大陸因素，赤化而好多人走。另外，二次大戰之後，原本喺鄉下避難嘅又返番黎。再加上有所謂嘅「三年飢荒」啦國內，好多人開始湧晒落黎香港。」人多了，資源自然不夠，但係當時的政府卻「闊佬懶理」。「所以，個社會不滿係存在。但要明白67暴動唔係純粹一個騷動，唔係好短期爆發出嚟。佢係一個持續好耐，而好有系統，最重要係左派總動員。」葉教授提到引爆內核炸藥的火把，便是從文革而來的左派勢力。

余先生是研究文革歷史多年的學者，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歷史素材，更結合當時明報的資料結集編出《香港．1967》一書，他提到關於文革的威力：「咁就講到67呢，就係文革喺香港嘅一個延伸，即係本來文革係大陸嘅事，佢其實就延伸到香港黎。可以話係共產黨嘅一種極左嘅思潮嘅一個影響。」這一種思潮後來也被中國領導人否定了，說是大方向錯了，人民的愛國心卻無罪。但這種「無罪」的愛國卻引起滔天的影響：「佢地當時係滿腔熱血嘅，但係呢個路線係錯，佢整個嚟講文革嘅路線係錯嘅話呢，你延伸到香港你個路線都會係錯。我都喺大陸出黎，我都受過好多共產黨嘅教育，但係我唔認為67時期既做法係正確嘅做法。」

歷史旋渦下的小人物，在洪流沖擊過後，留下的只是遺憾及一堆問號，因為他們不知道為何當權者往往要抹去一切細節，沒有細節的歷史，宛如傳說：「左派當年動員咁多人去參加呢個抗爭，咁多人一腔熱血，或者從佢地角色黎講，比較單純既動機，反殖呀，認同祖國呀，但係付出好大代價。事後佢地 complain 又無咩得到任何照顧，甚至北京覺得佢地係好麻目。俾佢地一種感覺，無認同佢地。當然，主流社會覺得唔應該肯定啦，任何形式都唔應該肯定。但從佢地角度嚟講，佢地 pay a heavy price。可能當時人先會明。」《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一書的作者張家偉更有如斯的感嘆：「當年好多烈士呀，拋頭臚灑熱血，回過頭嚟睇，其實係有無必要呢？係咪一定要用呢啲方式？去硬碰硬咁樣？其實好多事係可以避免的。」

張家偉形容當時左派是一腔熱血的洗腦式投入，而葉教授更補充說港英政府也難辭其咎：「港英喺過程裡面，係相當之粗暴。我另外一篇文，講67年既罪與罰，佢本身嘅法律其實好嚴苛，嗰時都有緊急規令，令到警方去檢控人好易，例如話，佢好難就地搵到一個人有炸彈，好多時都做唔到。而個法律而家就容許，我唔需要喺你身上面搵到炸彈，我只要係間屋入面有爆炸品，而我又證明你成日係間屋出出入入呢，就可以charge 你。咁就好易喇。」一群人對一群人產生仇恨，繼而追趕、殺戮，繼而反擊、報復；這些程序不斷在事件中循環，也在歷史中循環。「我諗嗰個情況係，一個好黑暗既時間，雙方都係無所不用其極，差唔多你死我活既狀態。我諗大部份市民嘅睇法都係隔岸觀火，我唔想亂，但兩邊我都唔想埋堆。」在葉教授的感嘆中，彷彿看見雙方戰爭下普羅大眾無奈的嘴臉。

由1967開始

風暴過後有傷痕也有更生，一切彷彿洗牌重來，而香港的政治、民生、教育也邁向一個新的局面。張家偉在早前提及的一書中用「分水嶺」來形容六七暴動的影響，是香港歷史中的重要關卡：「67暴動喚醒了港英政府的危機意識，成為推動殖民地政府進行社會改革的催化劑。當局認識到必須調整統治策略，以爭取民眾支持。」而對中國，甚至左派的印象，張家偉引用了83年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憶述；「67年『反英抗暴』後，香港有些人對新華分社，對中資機構還產生恐懼的心理，本地幹部形容：『一個時期，國貨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進去買東西，有些甚至繞道而行，避免接近。我們與外界接觸也不敢公開身分，社會上對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另眼相看，有鄙視心理，背後稱呼為『左仔』。」

葉教授基本上也同意張家偉的論點，甚至讓他更關心殖民下的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因為他感到香港的歷史資料真的不多，67暴動更是研究中港關係的重要門檻。他分析香港人面對兩個政權時，心態上的轉變：「對好多人嚟講，67暴動可能係逼佢地做一個決定，逼佢要做一個中國人嘅政權定係一個鬼佬嘅政權下嘅公民，但佢基本上提供到穩定比你嘅。所以香港人一路都係比較觀望嘅態度，對於67暴動。」

余汝信則嘗試從當權者的角度切入，認為世界各地的革命亦是當權者的一堂課，應該要學懂二十世紀後民主的重要性。「即係67到而家四十幾年，咁中共係強大左好多，佢以前嘅政策，有時會顧及到香港人嘅感受，或者佢顧及到台灣人嘅感受，即係譬如一國兩制，佢雖然覺得香港係囊中之物，但係佢要做出嚟比台灣睇，但係而家呢好似……自從習近平上台以後，呢啲感受更加唔顧㗎喇，即係香港人嘅感受我可以唔理啦！即係佢強大到咁樣喇，我自己覺得我移居咗香港咁多年啦，我覺得呢個唔係好啱，其實60年代，西方走向一個經濟起飛嘅階段，類似 67咁嘅青年上街遊行啊，對政府不滿，喺法國1968年都已經好犀利，即係嗰種共產主義思潮，喺六十年代，嗰個期間係好盛行，好似有啲日本嘅咩赤軍啊，呢個意大利個紅色之旅啊，仲有就係古巴既革命領䄂哲古華拉，佢就變成一個英雄，一個反抗當時嘅政權，但係好似香港政府咁英國咁樣，應該從中學習到統治不應該揸得太緊，中國同樣是這個問題。」

1967 vs 2014：兩個時代．兩個香港

「67年嘅所謂暴動嘅人，佢係……反抗呢個政府嘅人係左派黎喎，咁您而家反抗特區政府嘅人，佢係右派嚟㗎嘛。即係佢無咁嘅力量囉右派，因為共產黨嘅組織係相當犀利，我地依家就係防止佢執行一條左嘅路線，即係不顧一切執行一條左嘅路線，唔係話防止民主派會搞到咩野事，香港嘅民主派其實係一個好弱嘅群體，即係當共產黨同佢地比，簡直話唔成比例嘅。其實黎講，（對於抗爭運動）我無反對嘅，譬如馬英九咁樣，你幫大陸簽左嗰個服貿協議，好多嘢都係比大陸滲透左去台灣，喺咁嘅情況下，你嗰種反抗……係好，但我好懷疑最後能否成功。」

余汝信對於香港抗爭運動的成效仍然有所保留；而葉教授更認為兩者性質無法比較：「所以我諗個類比其實唔係好恰當，而家我地好大程度係對社會既不滿。有好多怨氣，可能會有一次騷動，但一定唔會係67年嗰次見到嘅，亦唔會一個政權挑戰另一個政權嘅情況。而家只得一個政權，有中共有特區政府，但佢地係二為一嘛，唔係好似67年咁。」

張家偉更總結到67暴動是香港人身份的覺醒，是香港人首次認識到自身的處境，而現在的香港民主運動或政治分歧，或多或少也與67那一年有關：「以前，無咩香港人呢個概念，喺67之前。67之後，因為，一來文革，二來覺得左派咁攪啦，啲人就 treasure 香港人身分。港英政府又乘機攪啲香港節，花車巡遊嗰啲。反觀香港現今政治上的分歧，遠因好多都同67有關係。近年較激既人成日講，港共、左派點樣，67暴動炸彈、林彬，佢地拎番呢啲符號出黎。」

如果把兩個時代的香港並置在一起，就像科幻小說中的平衡時空，一切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歷史彷彿從沒過去，只是位置轉了；歷史議題從來不老，人卻老了。

專題文章(2)－關於紀錄劇場的七個問題

著：何應權

何謂紀錄劇場？

按照紀錄劇場代表作家彼得·魏斯（Peter Weiss）所下的定義：「紀錄劇場是一種報道性的戲劇。當中的素材可包括備忘錄、文件、書信、統計數據、股市行情、銀行和工廠企業年度報告、政府聲明、講演、采訪、社會名人的談話、報刊和電台的新聞報道、照片、記錄片以及當前社會生活中的其他種類的證明材料，都是紀錄劇場的基礎。紀錄劇場摒棄任何的虛構，採用的是真實的材料，對其內容不作變更，在形式上予以加工後通過舞台演出的方式再傳播出來。」[1]

如何興起？

紀錄劇場最早源於德國，著名導演Erwin Piscator在In Spite of Everything一劇中把真實說話、文獻、報紙報導、傳單等文字編輯成為文本，並宣稱：「真實材料變成每齣戲的核心，只有在事實中才會發現生活的制約和運作，賦予我們人生全新的意義⋯⋯劇場變成現實，演出與觀眾並不對立，而是連結成一個大集會、大戰壕、大示威，這種統一性證明政治劇場可以有效鼓動群眾。」[2]

到了20世紀的60年代，由於戰後社會產生了面對自己國家過去歷史的訴求，因此一群劇作家嘗試大量搜集文獻資料，再利用演員表演及舞台處理來揭示歷史事件背後的政治因素，從而將德國的舞台變成歷史的審判室。這種紀錄劇場的方式大大有利於德國戰後社會重新建構政治文化生活。較出名的例子有：《奧斯維辛的審判》、《關於美國核武器的發展》及《天主教對待屠殺的立場》等等。

紀錄劇場的意義？

紀錄劇場的藝術加工在於篩選與呈現，當中的過程必須經過創作者用理性精神對龐雜的材料進行攝取、篩選、壓縮、拼貼、組合，再透過各種的劇場技巧呈現出來，而當中的主題多是反映社會性或政治性議題，務求使戲劇能成為關注現實、揭露真相、追求真理、過問政治、改造世界的戲劇。根據Peter Weiss 的定位，紀錄劇場的價值和意義在於它是對那些聲稱傳播客觀事實、實質卻是為政府機關服務的大眾傳媒，作一個抗衡的作用。[3]另一位紀錄劇場作家Donald Freed也說：「我們無法改變過去（這是殘酷的事實），但是只要我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可以重新『定義』過去。」[4]

紀錄劇場有沒有特定的表現手法？

當訪問內容被文字紀錄下來，再經剪輯後，就成為了一份文本。即使是紀錄劇場的文本，一樣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表現手法。例如英國形體劇場DV8的作品《講唔講得先？》（Can We Talk About This? ），就是一個紀錄劇場作品。他們訪問不少知名作家、社運先驅及政界人士，就1989年薩爾曼拉什迪的著作《撒旦的詩篇》被焚，到2005年製片人提奧•梵高遭殺害及「穆罕默德卡通」掀起的爭議等，探討這連串事件如何反映及影響多元文化政策、出版自由及藝術審查，最後當然是以他們擅長的形體劇場方式表現。[5]

創作人的立場重要嗎？

每個人都會有其立場及看法，甚至去選擇題材已經是一種立場。以一條褲製作早前的製作《重建菜園村》為例，創作團隊較傾向訪問村民，這亦是一種立場。他們認為村民是應該有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的確村民原本是不需要被「移動」的。村民忽然要面對很多原本無需要面對的事，導演認為這是不公平的。[6]

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與紀錄劇場（Documentary Theatre）之間有何分別？

一條褲製作藝術總監胡海輝在英國留學時，訪問過近年專著於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的Robin Soans，他表示所有劇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做紀錄劇場，因為所有劇作家都是從生活中吸引材料，然後寫成劇本。不過這當然是非常宏觀的看法，太過宏觀的討論便變得沒意義。胡海輝認為歷史劇（Historical Drama）以資料搜集為藍本寫成，材料經過劇作家消化及創作，觀眾會無法得知材料的來源。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以訪問當事人為主，要求引用被訪者的一字一句，不可以改頭換面。而紀錄劇場（Documentary Theatre）除了訪問之外，亦會使用現存的資料，例如文獻等，但同樣不應扭曲原本的意思。從概念上來說，引錄劇場和紀錄劇場處於光譜的兩極端，實際作品會處於兩者之間的不同位置，視乎創作人而定。對胡海輝來說，引錄劇場和紀錄劇場都不是一種形式 (form)，而是一種途徑 (means)，甚至是一種覺醒 (awareness)。[7]

歷史劇與紀錄劇場之間有何分別？

綜合各方意見，我嘗試把歷史劇與紀錄劇場對照如下：

歷史劇

紀錄劇場文本

虛構歷史

剪裁歷史

線性情節

各種勢力並行出現

故事情節主導

主題主導，帶出真實人物及事件

虛構對白

照搬原話